一位博士后的生命之歌

2000年6月9日，我国化学工业有机合成专业第一位留美归国博士后、年仅48岁的河南省夏邑县科技副县长刘佑全，因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。他用自己对祖国、对事业、对故乡人民的挚爱，谱写了一曲激昂动人的生命之歌。

刘佑全1952年出生于河南省夏邑县一个农民家庭，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82年至1988年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。

1992年4月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传到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中。刚刚在西弗吉尼亚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的刘佑全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。刘佑全的煤的液化和自由基化学研究课题在国际上领先，华盛顿、纽约的大学以及他的老师都邀请他留下工作，但刘佑全决定回国。

同村一位正在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同学竭力劝刘佑全留在美国：“佑全，你的研究课题国际领先，这里条件好，留下来继续研究，你就可能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。”

“可是，在美国总觉得寄人篱下，还是回到祖国心里舒坦。你看，小平同志说得多好：‘干事业还是回国好！’”

归心似箭。当月，刘佑全就带着妻子王月英回到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。

上海方面为了留住他，在住房和职务上都给了许诺。而家乡更需要他，河南化工厂多年来急需高科技人才。刘佑全又一次作出了选择，他对上海方面说：“科研成果要尽快转化成生产力，基层企业更需要我。”1992年9月，刘佑全作为河南省引进的第一位博士后，全家落户在地处黄河之滨、豫西山区的巩义市，担任河南化工厂副总工程师兼化工研究所所长。

1993年1月17日，我国回国留学人员新春联欢会上，刘佑全站在第一排，双手和江泽民总书记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……

刘佑全来到河南化工厂，首先对厂里给他的一系列待遇打了折扣———

按巩义市有关规定，刘佑全的月工资应定为2000元。他坚决不要，说：“我到厂里还没有做贡献，拿高工资我心里有愧。”根据他的要求，厂里按与他同工龄的大学生的工资来定，他每月拿160元。厂里觉得他的工资实在太低，决定每月给他补助100元，硬是与他“谈判”了5个月。

厂里决定给他报高级工程师，他坚决推辞，说：“我回来是做贡献的，不是来要职称的。等我做出贡献再报吧。”

厂里给他1万元安家费，他一分不要。厂里配备的生活用具他一件一件折成钱交给财务处。半年后，他觉得自己算少了，又补交了500元。

到厂不久，刘佑全就拿出了切实可行的新产品开发方案，提出了13项研究课题。

1993年2月，刘佑全带着10名助手，来到位于北京昌平的解放军某研究院。因为化工厂的科技楼还没建成，他们只好租用这里的实验室做课题。10多个项目的实验，分散在四个楼层的实验室里，每一个项目都需要他楼上楼下去指导。他夜里12点前从来没有休息过，吃的大多是方便面。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不良，他经常累得流鼻血。

转眼到了11月，刘佑全提出的新课题，取得了1项世界首创工艺、7项国内外最新工艺、5项国内外领先工艺的丰硕成果。

成果出来了，刘佑全没有听从助手们的劝告，去北京的大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而是匆匆赶回厂里，又开始研究新的课题——胡萝卜综合加工。

刘佑全把这个项目的中试选在他的家乡夏邑县桑乡，因为这里盛产胡萝卜，这个项目将给家乡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。1994年整整一个暑季，他亲手安装调试，和工人同吃同住，伙食每天不超过5元钱。一天，食堂师傅看他太辛苦了，特意在面条里给他打了两个鸡蛋。他问明情况后说：“这两个鸡蛋我不吃。我和工人一样，都是在这里搞试验，不能搞特殊。”

1996年河南化工厂改为开普集团后，在桑办了胡萝卜素厂，刘佑全多次来这里检查工作。每次他都不住宾馆，而是住在同学家里，吃饭都是自己掏腰包。助手王建民对他说：“刘老师，你现在是集团的副总经理，我开个票你签个字就报销了，何必这样苦自己呢？”刘佑全回答说：“集团正在创业时期，能省一分是一分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刘佑全感到腹胀得厉害，大家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医生埋怨说：“怎么到了肝硬化腹水才来看病，你这病至少有一年多了。”

刘佑全住进了医院，但胡萝卜综合加工项目时时牵着他的心。病床上，他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3万字的中试报告，又指导助手整理出4万字的辅助材料。随后，刘佑全又拖着病体，完成了3万字的项目建议书和2万字的产品标准说明。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鉴定，很快被国家计委批复立项。

2000年1月，刘佑全根据组织决定，到夏邑县担任科技副县长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。

踏上故乡的土地，刘佑全心情异常激动。他主持制定《招商引资工作意见》，举办招商干部培训班，北上南下洽谈项目……似乎忘记了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病。

4月上旬，他先到北京参加国际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，接着又赶到郑州，参加河南省经贸洽谈会。为了让夏邑县参加洽谈会的40多人掌握翔实的资料，他用会议上的电脑连夜查询外商资料，直到累得鼻子出了血。

4月中旬，他赶往上海会见德国阿姆斯公司总裁阿姆斯·顾恩特，为夏邑县车站镇洽谈浓缩果汁生产线项目。刘佑全严谨务实的作风和流利的英语、德语折服了阿姆斯，双方约定5月间签订合同。随后，刘佑全又赶到深圳，与香港德力高集团签订投资2500万元的精细化工合同，紧接着又到广州草签了其他两个协议。由于第二天要赶回商丘参加一个洽谈会，签完协议他就匆匆买票上了广州至郑州的火车。到车上后发现，座号是票贩子造的假。本来他可以先住下来再买卧铺票，但他不想耽误在家门口的洽谈会。就这样，从广州到郑州，他在火车上几乎一直站着……

回到夏邑，他的肝病复发了。医生要给他打球蛋白。他说：“县财政不富裕，这一针就是几百元，我不能打。”县委书记张宪中让他到北京治病，他说：“招商引资项目正到了关键时刻，我一走，咱县就会受损失。”

“五一”节刚过，刘佑全又抱病赶赴上海，与阿姆斯签订合同……

不到半年时间，刘佑全为夏邑县签订合作项目76个，引进到位资金1．15亿元。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夏邑烷基化公司设计了6个下游产品，为夏邑博达食业有限公司研制出新型高能量保健饮料，并生产出样品。

6月6日，刘佑全从上海谈项目回来，累得精疲力尽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同志们把他送进了医院。

8日，他躺在病床上还在给香港德力高集团打电话，谈投资的最后运作问题，又安排桑乡领导和胡萝卜素厂厂长到北京落实投资事宜。在场的人都背过脸去，不忍心让泪水打扰他的思路。

9日22时15分，刘佑全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间。临终，他拉着妻子的手说：“月英，我的后事一切从简，包括骨灰盒和衣服都要买便宜的。我给党和人民做的事情很少，想起来很惭愧。今后家中有困难，千万不要给组织找麻烦。”王月英点了点头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一串串热泪洒落在刘佑全瘦弱的手上。

遗体告别时，前来吊唁的人们哭着说：“刘博士像焦裕禄那样，心里装着国家的事业，装着家乡的人民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”